咸宁市报告文学学会

编者语

百年风华波澜壮阔，红色情怀历久弥坚。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弘扬党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讴歌百年巨变，本平台开辟了“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专栏”，主要是结合自身体会、身边的故事、阅读和学习中的思考及发散思维，回顾党的奋斗历史，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弘扬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在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表达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激励人们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开启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决不回头

——何功伟在狱中的最后岁月

刘明恒

　　年1月，恩施古城，天阴沉沉的，北风呼啸，雪花飞舞。

　　因叛徒郑新民出卖，时任鄂西特委书记的何功伟，因患上了疟疾，腿部又被狗咬伤，医院拿药时，被国民党军统湖北站少校参谋刘裕绥抓住。当时刘裕绥并不认识何功伟，误认为是刚生小孩不久的刘惠馨的丈夫马识途。与此同时，刘惠馨也被抓捕，连同刚出世的女儿。

　　国民党军统军事谍报流动组副组长、特务组织“恩施高干会”秘书阎夏阳和军统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对于刘裕绥抓到了人，感到很满意。他们把何功伟关在鼓楼街16号。阎夏阳看到何功伟年轻、斯文而且安详的样子，有点怀疑刘裕绥抓错了人。他把这个想法同朱若愚说了，朱若愚说：“让郑新民来认一认。”

　　阎夏阳打发人把郑新民叫来，亲自将他带到关押何功伟的监房外面，站在格子窗前指认何功伟。

　　郑新民一眼看到何功伟铁铸似的坐在那里，并用炯炯有神的双眼直盯着他，猛地被惊呆了。站在他身边的阎夏阳，要紧不慢地问：“郑先生，认识这个人吗？”郑新民简直站不稳了，头也低垂下来了，脸色变成死灰。阎夏阳见他这个样子,紧咬着牙根厉声问了一句：“你认识他吗？”只见郑新民那低垂着的头点了两下。阎夏阳二话没说把郑新民拉了出去。

　　何功伟发现了郑新民和站在他后面的阎夏阳、朱若愚，以及“恩施高干会”干事张振国，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他忽然明白了什么。他后悔自己太麻痹了：一是他以为国共合作了，所以他频繁来往于学校、农户、医院之间，从而引起了敌人注意；二是他接见了本来只和刘惠馨单线联系的交通员郑新民。他最担心的是同志们，刘惠馨怎么样了？老马怎么样了？其他同志怎么样了？阵阵内疚绞痛他的心。

　　除夕前的一天晚上，朱若愚受“恩施高干会”干事长刘培初的委托，提审何功伟。

　　鼓楼街16号是一进三重的房子，高大、阴沉。在最后一重天井边的耳房里，摆有一张条桌，条桌上点着支大红蜡烛，烛光迎风摇曳。条桌前面，坐着何功伟。何功伟瘦了，修长的鬓角接上茸生的连腮胡须，那双大眼睛被摇曳的烛光映得闪闪发光，他背后的玲珑门窗上，映着他一动也不动的高大身影。

　　主审官是朱若愚，这个晚上他也特别穿上笔挺的哔叽中山装,左胸袋口上还别着一枚“中苏文化协会”的铜质会员证章。他坐在条桌的中央，阴险地笑望着何功伟。

　　条桌左侧坐着穿戴上校军服的阎夏阳，他今晚将他的全副行头都装备上了，腰间别着的八音手枪不时在烛光中露出几丝冷光。条桌右侧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第六战区参谋处研究室副主任阮成章，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扎准备录供的纸和笔墨。据他自己说在武昌湖北省高与何功伟是同学，此时他故意在手上拨弄着一支小左轮手枪。另一个是新近投身特务组织的郑新民。桌子前面两边站着4个彪形大汉。

　　何功伟不看敌人一眼，安详地凝望着烛花。室内只有手枪保险机头拉开推上，推上拉开的“咔咔”声，和屋瓦上寒风刮过的声音。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隔壁后院传来的抽打、咒骂和嚎叫的声音。

　　朱若愚问：“叫什么名字？”

　　何功伟默默望着朱若愚，没有做声。

　　“啪！”朱若愚生气了，用手在桌子上使劲地拍了一下，大叫：“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把我抓来？”何功伟大声反问。

　　朱若愚狂叫：“这是在问案子，你知道吗？”

　　“不知道！”何功伟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抓来，我以为是被什么土匪绑票了。”

　　“胡说！”朱若愚将脑袋摇晃起来，生气了，“我们是国民政府依法逮捕你的。”

　　何功伟问：“什么政府？依的什么法？你们那个政府有什么法律根据把我逮来？履行了正当的法律手续了吗？我连拘票也没有看到一张！”

　　一连串义正词严的反问，使朱若愚应付不过来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强词夺理地叫道：“呵哈！你问我为什么要捉你？我就捉了你又怎的？你要拘票吗？”说到这转身对录事说。“给他写一张。”

　　“你们逮捕我有什么罪名？”何功伟问。

　　朱若愚冷冷一笑说：“算了吧，何先生，你不要跟我装糊涂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何功伟，我们几年前在武汉就和你打过交道。你现在是共产党的省委负责人，我们还是亮开来谈谈吧。你们共产党人讲的是个光明正大，你今天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跟我们讲一讲，你在你们党内担任什么职务？搞了些什么活动，还有哪些联系人？”

　　事情非常明白，叛徒已经把他的什么情况都出卖了。现在已经走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了。

　　何功伟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烛花，屋角的风声，隔壁的嚎叫声和朱若愚的问话声，他似乎都没有听见。

　　这时阎夏阳起身走出审讯室，约莫两袋烟的工夫，现场一片死寂。尴尬中的朱若愚用眼睛瞟了郑新民，示意他说话。

　　自踏进这间厢房开始，何功伟就始终没有拿正眼来瞟郑新民一下，郑新民也就一直像泥塑木雕似的傻坐着，现在朱若愚要他说话，他一时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想了想，他怯怯地说：“何书记，你就按朱站长说的招了吧，现在是抗日时期，民族为重，还另外搞什么党的活动呢？”

　　何功伟将脸转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郑新民立刻就像剌破了的气球一样瘪了下去，脑袋耷拉下来。

　　何功伟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的省委负责人，又怎么样？”

　　“好极了，是条好汉。”朱若愚回过头去对录事说：“记上，他已经正式承认他是共产党的省委负责人了。”然后他转过头来对何功伟说：“何先生，你是共产党里有身份的人，我们请你来，没有别的，我们想和你谈判。”

　　“谈判，为什么你们把共产党人捉起来谈判？”何功伟质问。

　　“请你不到，没有办法呀！”朱若愚摇了摇头。

　　“那么，你们放我出去，我们正式谈判。”何功伟当然没有幻想这些刽子手会把他放出去，也没有想可以和这种野兽谈什么判，他这样说，不过是“将”这个特务的“军”。

　　“哟，原来你这个人并不识相，给你说几句客气话，你倒以为真有那么一回事了。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是在审案子，要你供出共产党的组织来。”

　　何功伟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党的组织我当然清楚，但是要我说出来是办不到的。我倒先要问你们，把我抓来，到底我犯了什么罪？”

　　朱若愚说：“你的罪就在你是共产党。”

　　何功伟质问道：“共产党有什么罪？”

　　朱若愚说：“危害民国，破坏抗战。”

　　何功伟疾言厉色地反驳他：“共产党在哪里危害了民国？在哪里破坏了抗战？你们不抵抗，失地千里，我们共产党突入敌后，收复失地；你们大敌当前，不顾团结，专闹摩擦，皖南事变，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伤了中国元气；你们走私贩毒，囤积居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谁在破坏抗战？！”

　　“好了。我也说不出来你那么多的道理，不跟你辩。今天我是奉命来办案子的，就照办案子的规矩来。”

　　何功伟不等他说完就插进去说：“你们建立特务机关专门打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一心想搞分裂，又暗地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准备卖国投降！你们……”

　　“嘿，你倒说个没完没了！到底是我在审判你，还是你在审判我？”

　　“是我在审判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在审判你们！审判你们这些卖国贼！”何功伟愤慨地说。

　　“好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看到底是谁在审判谁？”朱若愚狼狈极了，却还强打起精神冷冷一笑。

　　“走着瞧吧。最后你们总逃不脱人民的审判。”何功伟以人民法官、历史裁判者般庄严的口吻向朱若愚宣布。

　　“哼！”朱若愚恼羞成怒，大声叫道：“你这个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不拆了你的架子，你是不服输的。来人哪！”

　　立即四个彪形大汉一涌而上，把何功伟架了起来。

　　“放开！”何功伟严厉地命令架着他的四个特务，那四个大汉被何功伟的声音吓住了，放开了手。何功伟昂起头来对朱若愚说：你休要在一个共产党员面前摆你们那些刑法的威风，共产党员是压不垮、砸不碎、嚼不烂的！”

　　“哼！你就是钢板，我也要把你化成水。把他拉进去！”朱若愚说完，将头往后面的刑讯室一摆。

　　两个特务又想上前架他，何功伟用威严的眼光望了特务一眼，特务不敢架他了。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让开，我自己会走，共产党是真金子，不怕火烧！”说罢，大踏步走进刑讯室。

　　朱若愚正在为难，不知道要怎样对付眼前这个强硬的对手才好的时候，阎夏阳又回到审讯室里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有几分着急的样子。问：“审得怎样了？”

　　朱若愚站起来，毕恭毕敬向他的上司报告：“这家伙硬得很啊，啃不动。拖刑讯室去了。”

　　阎夏阳惊慌地说：“快，不要这样干了，把他架出来。陈老板(陈诚，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来急电打招呼了。这个人来头大，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都向中央政府提抗议了。陈老板来电不准动刑，动他一根汗毛都要唯我们是问。要我们严密看守，一切都要等他回来，听候办理。”

　　朱若愚把那张电报接在手里看了一遍，不觉吃惊地叫了起来：“啊！”他赶快向刑讯室里叫道：“快把姓何的架出来。”

　　两个大汉把何功伟架出来了，这时，何功伟已是遍体鳞伤。何功伟用力从特务手里摆脱，他打了一个踉跄，最后用力站定了。他用喷出火焰的眼睛望着走到面前的阎夏阳。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阎夏阳装作很惊异的样子，走到何功伟的面前，面向朱若愚说：“我不准你们这样胡搞，怎么你们这样对待何先生？岂有此理！”他又转过头来，面带笑容地对何功伟说：“真是对不起，我有事出去了一下，他们就乱来了。何先生大概也是火气太大，把他们惹毛了。对不起。”又转身呵斥那四个大汉：“还不快给我把何先生送回房去。”这个家伙，跑出来装好人，何功伟根本不予理会。当他踉跄着走出去的时候，恶狠狠地瞪了阎夏阳一眼。

　　后来，国民党特务又对何功伟审讯过无数次。主审特务百般恐吓，他不为所动。特务咆哮起来，叫小喽啰用手枪顶着他的脑壳，他始终不予理采，依旧泰然自若。

　　敌人先将何功伟关押在城内鼓楼街16号。不久，何功伟和刘惠馨最先从城里送到恩施城外的集中营——方家坝管理所。方家坝管理所直属“恩施高干会”管辖，单间牢房里关押的多是重要的“政治犯”。何功伟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囚禁在一个谷仓里。刘惠馨和她不足4个月女儿关在谷仓前面的耳房里。谷仓在大院进门的右边，左边是监守人员办公室，中间住的是护兵。跨过两尺高的门槛，两个一丈见方的天井，中间一个带栏杆的走廊，走廊正上方，上三步台阶是一个小厅堂，厅堂左厢耳房楼上楼下关女犯，右厢耳房楼上楼下关男犯。开始关押不过十几人，三四个月后，犯人增加，于是这层院子就专门关押重犯，而把轻犯或可“改悔”的，都迁到上一层建筑较大的大院中去，挂上“青年训导大队”的牌子。

　　鄂西的“谷仓”是高约六尺、宽约八尺、深约三尺多的特制大木柜子。一般地主家里，都有一个专门的小房安置这种“谷仓”。方家坝管理所的特务利用这样的谷仓，在里面安了一张床，把何功伟单独关押在里面。谷仓是用寸把厚的木板拼接成的，中间有几块板拿掉，就算是“门”。放谷仓的这间小房，比谷仓稍微长一点，宽一点，四周是墙，把房门上锁，里面就是黑牢。谷仓成了牢中牢。

　　小谷仓里既不透气，又不透阳光，霉气熏得人透不过气来。更让人难受的是床底下还放了一个没有盖的尿粪桶，臭气熏天，也没有人来倒掉清洗。何功伟就在谷仓里大声叫喊：“我是共产党员，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你们逮捕我是违反国共合作协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你们把我关在这黑牢里，我抗议！我要你们给我开窗子，尿桶加盖、清洗，送书报来读。这是政治犯最起码的权利。”

　　毫无人性的管理所所长置之不理，拒不答应。第二天，何功伟宣布绝食，且表示三个条件不答应，绝食不止。

　　何功伟时常听到一个小女孩那熟悉的哭叫声，他知道刘惠馨把她的刚出世不久的女儿也带进了牢房。他在心里骂道：狗特务，连刚出生的孩子也不放过。然后就想，狱中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她娘女俩咋活命啊！然后何功伟对看守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头子，孩子没有罪，你们要善待刘玉清(当时刘惠馨公开名字叫刘玉清)母子俩。”

　　看守不屑一顾地说：“你自己都顾不过来，还顾别人。少废话。”

　　何功伟说：“你有没有点人性？你是不是娘生的？”

　　看守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这些天，方家坝管理所里关押的政治犯人越来越多，已是人满为患，各个牢房都挤得不可开交。吃的囚粮粗糙得难以下咽，饭里还有沙子、稗子，甚至老鼠屎。牢房内外无人打扫，又脏又臭，也同样引起政治犯们极大地不满。

　　刘惠馨母女俩被单独关在阴暗潮湿的耳房里，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凳子。刘惠馨的女儿本来就先天不足，生下来不满月就随母亲抱到监狱里来了。刘惠馨的身体不好，奶水不足，曾要求特务准许她买饼干和奶粉给小孩吃。可这个起码的人道主义的要求都被特务拒绝了。

　　刘惠馨楼上关着其他女政治犯，从楼板缝中楼上的同志可以看清楼下的情景。有时刘惠馨把自己的小女孩用衣服捆在櫈子上，楼上的同志看见了，问她：“你何以把小女儿捆着而不抱着？”她说：“我怕自己晕过去把小女儿压着了。这样对小孩也是个锻炼，从小就锻炼她坐牢。”刘惠馨抓来后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刘惠馨从看守人的口中得知何功伟为了改善狱中的生活待遇，开始绝食了。刘惠馨也开始绝食了。

　　难友们发现刘惠馨绝食了，劝她：“为了孩子，你也要吃东西啊！”

　　刘惠馨说：“为自由斗争，绝食也是一种斗争方式。老何已经绝食了。”

　　敌人对刘惠馨和孩子的迫害，对何劝伟的迫害，更激起楼上难友们的无比愤怒。他们也都准备参加绝食斗争。

　　经过酝酿，一致同意这么三条：第一，改善卫生条件，牢房实行消毒；第二，改善伙食，尤其是改善何功伟、刘惠馨的伙食，不得克扣和调换囚粮；第三，要阅读书报。经过秘密发动，第二天早上，早饭送到每一个牢房的门口，没有一个人走近饭桶，都沉默着，等候看守特务来，要向他提出条件。看守特务知道出事了，马上报告看守长。看守长刚起来，还迷糊着眼睛。他听了看守特务报告后，满不在乎地说：“不吃？好，给我抬回去。不信他们的肚子不饿。”

　　看守特务劝看守长还是去看看，他大大咧咧地去了，才走近牢房，那些“要求”就像暴雨一样向他满头满脸砸来，他费了好大工夫，才算从那些愤慨的声音中，找出大家提的意见来。

　　看守长想了想说：“坐牢有坐牢的规矩，没有你们七嘴八舌乱出主张的道理。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

　　看守长换了一口气又说：“你们说不吃饭，不吃就不吃，关我毬事！”

　　这个家伙说罢就命令特务把饭桶抬回去。

　　看守长把绝食的事反映到“恩施高干会”干事长刘培初那里去了。刘培初听到了，有些吃惊：“嗬！我还没有动手呢，他们倒先动起手来了。”但是当他了解到政治犯提出的那些条件，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分。至于阅读书报，他本来就有些打算，是要把“本党”的那些报纸和杂志弄一些来，叫这些青年读一读，感化感化他们。这一条也可以答应。说到何功伟，更不用说，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陈老板都十分重视，要是招降了，说不定职务比我高多了，不能小看，是要大大改善他的生活条件才是。

　　刘培初便问：“犯人绝食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看守长说：“他们不吃，就不吃呗。”

　　“老弟，那可不行。”刘培初只好教训起看守长来了。“这事都是你克扣囚粮，不打扫牢房卫生引来的。你要明白，政治犯最厉害的一手就是集体绝食，这些犯人都还没有结案，要是你马马虎虎，无缘无故死了一些人，你可不大好交账哟。”

　　看守长只好照他的上司的命令办事。

　　中午，饭菜又抬到各个牢房门口，又是谁也没有动一下；刘惠馨从微弱的光线中，看到她的小桌上放着一碗大米饭，饭上面还有两片金黄色的炒蛋，另外还有一碗冲好了的藕粉。虽然蛋和饭正冒着热气，散发出香味来，但是对于刘惠馨一点诱惑力也没有，依然安静地躺下了。

　　何功伟听到牢房内难友们的叫喊声，他偶然抬起头来从仓板缝望出去，看到特务把沉重的饭桶抬回去了，他知道这是难友们和他一样展开绝食斗争了，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喜悦。

　　中午，特务给何功伟送饭进来的时候，何功伟把饭碗一推，说：“拿走，以后也别送了，我已经绝食了。”

　　“你为什么绝食？

　　何功伟说：“我提出的要求还没有给我答复。”

　　特务无奈地走了。

　　绝食两天了，每一个难友都坚持下来了。比较困难的是刘惠馨，她的身体本来不够好，现在更差了。奶水越是淡了，越是少了，小女儿就越是用力地吸，每吸一口，她的心似乎都要被吸出来了。可她用意志的力量忍受这种痛苦。到第三天，当小女儿吮吸她那淡而无味的奶汁，她的头发昏，眼发黑，在黑暗潮湿的耳房里，眼前突然飞舞着金星，她昏过去了。

　　刘培初没有料到绝食可以坚持下来。当看守特务报告说刘惠馨昏过去不止一次，何功伟也开始发昏，牢房里昏倒的不是一个两个的时候，刘培初实在有些沉不住气了。要是他们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特别是何功伟和刘惠馨要有个什么，他怎么到陈老板面前回话呀？何况他们提的要求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办呢？

　　他终于下决心接受这些条件了。他不准备把这件事情向陈老板报告，也严厉禁止下面的特务传出去，因为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记录。

　　何功伟、刘惠馨和战友们取得了绝食斗争的胜利，犯人们的饮食和生活环境得到了一些改善。何功伟密封的谷仓房给开了一个五寸见方的口子，仓内的尿桶安排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倒，每天清洗一次。准许他早上洗脸时，在谷仓门口单独活动一会。还给他送来了英语书和《资治通鉴》。刘惠馨和她孩子的生活也有所改善。牢房里的伙食略有好转，牢房内外的清洁卫生有专人打扫，偶尔也送来些报刊给政治犯看。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对何功伟的审讯仍在不时地进行着，朱若愚和张振国又先后提审了何功伟几次，都没有捞着一丁点有价值的东西。陈诚一直 　　诱降，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他们也用来对付何功伟。阎夏阳对何功伟说：“我们对于何先生的才华是钦佩的，对何先生的人格是尊重的。对于何先生，我们既不谈自首，也不要求交代什么组织关系；只希望何先生以我们的民族利益为重，对我们在敌伪占领区开展工作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这并不给何先生为难。”阎夏阳一面说，一面用他的职业目光注视着何功伟的面部，侦察神情变化，捕捉心理活动，希望能发现一点点“可以考虑”的表情，那怕微小到难以察觉的程度，也毕竟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起点”。

　　何功伟听后冷笑了一下，然后嘲弄地说：“你们的意见是说，我这个共产党的特委书记，还可以兼任你们军统局的高参或顾问，还可以兼职兼薪，是吗？你们认为，在我们之间，这笔交易可能会达成协议吗？”

　　阎夏阳说：“当然，如果寄希望于一次交谈即能见效，那不仅是对何先生估量不足，而且也表现我们缺乏预见。今天，只是向何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今后还有时间。只要何先生同意考虑这个解决方案，我们随时都乐意迎接何先生。”

　　何功伟冷冷地说：“那你们就等着吧！”

　　蛰伏在恩施城外“龙洞”的陈诚，经常听取关于何功伟情况的汇报。2月下旬，军统湖北站向他呈送了被截获的何功伟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

　　儿不肖，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近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在不远。不幸党派磨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张一麐先生语)。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死后实难暝目耳！

　　……

　　陈诚把这封信逐字逐句读完，信中的文釆、感情和见地不由他不心动，他已认定了何功伟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才，他甚至产生了英雄入彀，为我所用的想法，不禁感慨地在信上批了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他左手不停地搓弄着胸前的钮扣，望着空洞的办公室四壁，叹道：“我们国民党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又把信翻看了几遍，一个计划在他心底冒起。他传呼军统湖北站的头目进见，指着这封信对他们说：“此人伟大。”并指示他们应该“以理服之”，“以情动之”。但何功伟是否吃他这一套，陈诚心里实在没底。他把刘培初和朱若愚找来，交待他们说：“我看那个姓何的是个人才，你们对他呀，不要逼紧了，先动之以情，服之以理吧！如果这个共产党的特委书记归顺我们了，那对共产党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实力上，都是个沉重打击。如果此人实在冥顽不化，到时除了他也还不迟。”

　　有了陈诚的这番指示，管理所方面对何功伟的看管松了许多。何功伟就利用这个条件，在谷仓里写诗、唱歌，到谷仓外面走廊上来回走动，观察情况。

　　此后，国民党特务便变换手法，派要员对何功伟进行劝降。年的3月下旬，集中营来了一位要员，还有同行的3个人，坐在谷仓前面的椅子上。谷仓门打开了，何功伟就坐在谷仓里。这个人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苗培成，是陈诚叫他来向何功伟“晓以大义”，“服之以理”的。

　　何功伟的脸色因关押过久而显得苍白，但他那黑漆般的眼珠，仍然炯炯有神地打量着面前的对手。这个颇为自负的主任委员，酸溜溜地先讲了一通‘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又鼓吹“三民主义”如何如何好。何功伟根本不理会他。苗培成吹上了劲，以为何功伟被他折服了，索性放肆起来。他说：“何先生，你看一看，共产党割据的边区，共产共妻，迫害青年，种植鸦片，民不聊生……”

　　不等他这段话说完，何功伟一阵哈哈大笑，站起来走到仓门口，大声斥责说：“你算了吧。休拿这些鬼话来骗人，叫谁相信呢？边区是实行革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你们去过没有？见过没有？你们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把这里关的青年也请去，大家都去看一看，你们敢吗？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谁在残害爱国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又笑了笑说：“你们最好是去看一看之后，回来我们再谈。”说完，他返身进仓，不再理会这几个瞠目结舌的“说客”。

　　没过几天，一乘轿子抬进恩施方家坝集中营，轿子里走出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秃老头，此人是湖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他是来同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进行一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谁优谁劣的辩论的。

　　这天，秃老头迈着八字箩筐腿，踉踉跄跄地来到何功伟的监牢——谷仓房前，一屁股坐在事先备好的太师椅上，拉腔拿调地哼哈起来。先是“夸赞”一番何功伟的风度和才华，接着又说：“何先生，你若非误入歧途，倒不失为党国栋梁之材，现在只要你幡然悔悟，还是前途无量，鹏程万里。”秃老头停顿了半晌，接着又拉开了嘶哑的腔调，高谈阔论起来:“只要你交出共产党组织的名单，省府委员秘书长、全省青年领袖等官衔任你挑选。”

　　何功伟义正辞严，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没有误入歧途，我所选择的道路是决不会回头的，也决不同你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渣滓同流合污。对于高官厚禄，只有你们这般人才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你们这帮卖国求荣者，人民的死活可以置之不顾，民族的存亡也可以置之不顾，你们将逃脱不了历史的严厉审判。我们共产党人愿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秃老头脸色铁青，为了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借故干咳几声，继续诡辩起来：“中国要实现三民主义，这你应是坚信无疑的吧。”

　　何功伟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秃老头听了自以为刚才的话击中了何功伟的要害，不觉沾沾自喜。

　　谁知何功伟话锋一转，说：“不过，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员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干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大业和殃及人民的勾当。”

　　秃老头在正气凛然的何功伟面前，觉得无地自容，连忙推开太师椅，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出了集中营。何功伟看着对方的狼狈相，高兴得大笑起来。

　　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位姓肖的狱吏打开何功伟的地牢门，指着身后一个风度翩翩的人介绍说:“何先生，这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张家驹先生，他要见你。”

　　张家驹谦和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何先生转达陈（诚）长官爱护青年之至诚的。”

　　没有等张家驹说下去，何功伟就驳斥道:“算了吧，张秘书，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十多年来，你们杀害了我党多少有为的青年？！‘爱护青年之至诚’怎么解释？这种自欺欺人的废话未必还希望在这里找到销售市场吗？”

　　张家驹还想争取主动，说:“何先生，你要知道，现在摆在我们之间的状况，是‘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北安危，在此一举’，留给你何先生考虑问题的时间并不太多了。”

　　何功伟轻蔑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何功伟宁愿流血牺牲，也不做你们国民党的官，这能不说明我们两党的不同性质和发展前途吗？你能不为此感到可悲吗？张秘书，中国人民终会埋葬你们蒋家王朝，为你们敲响丧钟的！”

　　在何功伟连续不断的质问下，张家驹理屈词穷，陷于极端狼狈的境地，但等他意识到不能就此罢休的时候，又立即恢复了平静：“我觉得你上有双亲，下有妻儿，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他们着想嘛！”

　　何功伟说：“我们当然是会为亲人着想的，不过我们是把自己的亲人放在四亿五千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大众中去着想。不像你们国民党，一事当前，先为自己和儿孙打算。我们之间分歧的出发点，不就正在这里吗？”

　　张家驹无可奈何了，说:“何先生，这么说来，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何功伟哈哈地笑了两声，说：“你早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张家驹灰溜溜地走了，像一只战败了的狼狗。

敌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

　　陈诚对付何功伟的“心理战”继续进行。这次，他们请来的是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

　　何功伟的父亲那时已经从万县搬迁到湖北藕池附近的调关小镇。3月初，藕池的国民党驻军朱师长接到陈诚的电报，叫他派人到调关找到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请他速去恩施。朱师长令调关区的区长迅速通知了何楚瑛。这位老人听说儿子被捕，立即夹了一把油纸伞，由同族乡亲何五十陪着上了路。沙市、宜昌都是敌占区，他们绕道长阳，翻山越岭，走了大半个月，才到恩施。到了恩施住在旅馆里，何楚瑛先去拜访了在湖北省政府工作的两位咸宁同乡，请他们设法营救何功伟。两位咸宁同乡告诉他，何功伟案情严重，无能为力。

　　阎夏阳听说何楚瑛到了恩施，特地前去“看望”他。阎夏阳对他说：“我们都是鄂南的同乡，对你儿子不能见死不救。陈(诚)主席也很看重他这个人才。不过，要是他不听话，不‘转向’，那我们也就没办法了。你去方家坝见见你儿子吧，好好劝劝他。”

　　可怜的老人闻此怆然泪下，直奔方家坝而去。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刘培初“热情”地接待了他。

　　“何老先生，这一路长途跋涉，山高路远，真把你辛苦了。”刘培初客气地说。

　　何楚瑛从来就讨厌官场客套，仍然很冷淡。他很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去看自己的儿子。于是他问：“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他？”

　　“刘培初说，我们特意派人千里迢迢请何老先生来，就是想找你商量父子团聚的事……”

　　何楚瑛很奇怪，到调关找他的人明明说的是自己的儿子要见他，怎么现在他们说是他们特意派人找他来的呢？不禁插嘴问：“你们不是说是我的儿子要我来看他的吗？怎么是你们……”

　　刘培初这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赶忙改口说：“是呀，你的儿子想要你来营救他，我们也想找你来保他出去。”

　　何楚瑛问：“怎么保法？”。

　　刘培初：“说实在的，你的儿子是一个人才，可惜误入歧途了，中了共产党的魔道。想必你也知道，陈主席是有名的青年导师，爱才如命，他也很有抱负，想要推行新县制，建立模范省。你的儿子年轻有为，陈主席很赏识，很想叫他出去做县长，或者到三青团里去负责。这真是千载难逢的的好机会呀！可是你的儿子执迷不悟，令人惋惜。所以请你老先生来劝导他一下，动以父子之情，促其自新转变。”

　　何楚瑛：“让我和儿子见了面再说吧。”

　　刘培初说：“行，明天你老先生就可以屈驾到看守所去看他吧。”何楚瑛这才知道这个人是关押他儿子的刽子手。

　　第二天上午，看守何功伟的小特务匆匆忙忙地跑到何功伟的牢房里来，对他说：“你的老太爷来了。”

　　“什么？”何功伟不禁有点惊异。

　　“你的老太爷保你来了，马上要来看你。”

　　何功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即将出现了，最不愿意参加的斗争要展开了。看来自己写给父亲的信没能送出去，父亲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衰弱，经历了长途跋涉之苦，还要来忍受精神上的极大折磨，怎么受得了呢？让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出现在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前，这实在是太难堪了。最好是不出去见他老人家，但是能办得到吗？敌人既然已经把他老人家骗来了，一定要把自己拉出去见面的。再说他老人家既然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也是不会走的。他估计敌人一定要动员他的父亲来劝他投降。他的父亲是一个秉性正直的人，从来讲求道德骨气，也许不肯答应他们。但是假使他们威胁他要杀死自己呢，他是非常爱儿子的，他能忍见亲生儿子被杀而无动于衷吗？无疑，这一次将要带给自己的是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了。

　　何功伟相信自己能够承受住考验。只是他知道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将要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这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太大的精神打击。何功伟心里虽然难过，但是他不能在处理这件个人私事中失去清醒的头脑。他马上坐下来，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自己从感情的激流中拉出来，恢复自己的坚强理智。他想，自己应当有信心说服父亲，父亲是一个懂得大义的人，应当努力争取他同情革命。

　　正在这个时候，刘培初亲自来看何功伟了。刘培初微笑着，很有几分得意的神色。他对何功伟说：“你的老太爷来了。他听说你在这里坐牢，十分难过，要求看你。我们准他来了，你马上去办公室见他。”

　　何功伟听见这话，十分反感，明明是他们玩的把戏，把他的老父亲强拉来了，却反说是他父亲的要求，这是对他父亲的侮辱。但是他不想去和他们辩论这个，他知道反正是要见面了。他站起身来，冷冷地说：“要见就见吧。”说罢移动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向特务的办公室。

　　走近特务的办公室，何功伟振作起精神来，步子变得坚定而有力。一个特务为他把门打开了，他立刻看见，满头白发，呆坐在那里的正是自己分别一年多的老父亲。何功伟跨过门槛，何楚瑛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像突然惊醒过来似的站了起来，几步跨到儿子的面前，搂着他消瘦的肩头，悲切地说：“我的儿呀，看你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说到这里何楚瑛老泪横流，浑身发抖。

　　何功伟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儿涩，但是当他抬头看见刘培初站在旁边奸笑着，很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像一个导演在看自己演员的出色表演时，他迅速站定，尽量把脸色变得冷漠一些，两眼闪闪发光。说：“爷（注：咸宁方言称父亲为“爷”），谁叫您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们说是你要我来看你的呀！”何楚瑛噙着眼泪说。

　　“谁说的？”何功伟横眉怒目，扫射刘培初。

　　刘培初没有回答，还是那样奸笑着。

　　“难道不是吗？他们说你日夜盼望着我来保你出去。”何楚瑛疑惑地问。

　　“这是他们胡说！”何功伟又横了刘培初一眼。

　　刘培初却满不在乎地说：“是何老先生自己要来的，还是你何先生要他来的，或者是我们去请他来的，这些都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要紧的是何老先生已经来了，你们父子已经见面了，我们正好可以来一个三“方”谈判，解决何先生的问题。”说罢，用手一挥，很客气的样子，说：“坐吧，坐下来好说话。”

　　“爷，您怎么听他们的鬼话呢？”何功伟不理睬刘培初，很惋惜地对父亲说。

　　“怎么？我让你的老太爷免费旅行这么远，看到了儿子，还错了不成？”刘培初辩解。

　　“看来，你请我爷免费旅行，请我住你们这种免费旅馆，我要感激你们才对吧？”何功伟讽刺地说。刘培初知道，和何功伟舌战，是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转身对坐下来的何楚瑛说：“何老先生，你亲眼看到了，你的儿子就是这样桀骜不驯。你要好好教训他，及早改悔，不然……哼！”

　　何楚瑛一辈子没遇到过这样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该对自己的儿子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对特务该说些什么。

　　“爷，您不该来的。”何功伟又开口了。

　　“我的儿呀，我怎么能不来？我只要还有一口气，爬着也要来看你。”何楚瑛流下老泪，断断续续地说。“你娘死得早，她就生了一个女儿和你一个儿子。我好不容易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地拖大，只想你能像我一样做个本分人，过个清苦日子，一辈子相依为命，谁知……在这里……”

　　何功伟听了老父亲的话，感到心里很痛，但是他的理智顽强地告诉他，是不能追随父亲的感情的野马走向危险的崖边的。他说：“爷，您不要说了吧！”

　　“儿哪，我的心痛，我怎么能不说呀？”何楚瑛全身抽搐，泣不成声。

　　何功伟还是那样凛然不动，冷静地说：“爷，您看到儿子了，您就回去吧，您的儿子向您老人家告别了。”何功伟不愿意多看一眼老父亲那突然变得非常苍老的脸，他别过脸去，忍痛说：“爷……从今天起，您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

　　何楚瑛没有说话，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刘培初在旁边插嘴道：“何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好像在交代后事了。我看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吧！事情还有挽留余地，只要你……”

　　何功伟听到这里，霍地转身站定了，怒目横视着刘培初，用坚定的声音命令他：“送我回牢房！”

　　何功伟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他的老父亲，迈着坚定的步伐跨出了门槛。他是多么想回头再看看他慈祥的老父亲啊，但是他没有回头，横着心走了。他听到他的老父亲追到门口，痛苦地叫着：“儿呀……我的儿呀……你咋就这么狠心呢？”

　　何楚瑛回到旅馆的第二天，刘培初又来看他。还给他讲了许多好听的话，似乎他们什么都好说，问题都在于何功伟太固执，一点也不懂通权达变的道理，还想搬何老先生再去开导开导。他说：“何老先生，说句老实话，我们对你儿子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们一不要他自首，二不要他投降。假如他肯改弦更张，出来帮助我们做些服务桑梓的事，要做县长也行，要当三青团的总干事也行。他实在不愿意帮我们的忙，愿意到延安，我们就送他去延安。他要到敌后抗日，我们也送他到敌后抗日去。只要他声明不在这里干共产党就行了。”

　　这些话听起来很甜，但还是没有能够打动何楚瑛，他沉默着，一声不吭。

　　“若其不然，”刘培初忽然用威胁的口吻说，“那恐怕就……”刘培初把手一挥，像一把刀砍了下去。“当然，我们还是有挽救他的余地，我们陈主席很赏识他，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才，不忍心见死不救。所以，请你老先生还是再去劝劝他，动以父子之情，晓之以利害。”

　　何楚瑛没有回答，刘培初就翻来覆去讲他那几句老话。何楚瑛已经听得厌烦了，刘培初还一点也不觉得，继续劝着。何楚瑛最后终于答应再进监狱里去一次。这不是因为刘培初把他说服了，而是他想再去看一看自己的儿子。

　　何功伟回到自己的牢房后，努力排除脑子里的杂念，并且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第二天早晨起来，心里就平静下来，几乎完全不想昨天的事了，他像往常一样，引吭高歌起来。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

　　4月14日，何楚瑛起了个大早，到街头餐馆买了碗粉蒸肉，趁热送到了谷仓房。在他的记忆里，儿子小时最爱吃粉蒸肉，他想用这份心意，一则改善一下儿子的伙食，一则表达父亲难言的慈爱。

　　4月18日夜，辗转难眠的何楚瑛就着旅馆的桌子，给儿子写了封声泪倶下的劝儿信。次日一大早即借着探视的机会，将信交给了何功伟。何功伟读罢，心如刀绞。父亲走后，他写回信道：“14日晨，大人送来肉食，食之不能下咽。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何楚瑛阅信又是一场大哭。他逐渐知道儿子决心已下，意志难移，早已准备为信仰而牺牲。但在救儿之心还未死绝之前，他还想作最后一番努力。

　　刘培初忽然出现在何功伟的牢房门口，嬉皮笑脸地说：“怎么？共产党真是这样绝情寡义，不认父母吗？”何功伟不知道刘培初又来干什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忽然，他看到老父亲弓着身子出现在牢房门口，他的心不免又翻腾起来了。他从床上翻身坐起，想要下床来迎接他的老父亲。何楚瑛已经走到他的床前，用慈爱的眼光望着他，把他按在床上，叫他不要起来。

　　“好吧，你们父子俩好好叙一叙。”刘培初说罢，退出去了。他知道前天的僵局也许主要是由于他在场才造成的，今天应该换换方式。

　　小屋里只剩下何功伟和他的父亲了，何功伟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他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爷，您身体还好吗？”他立刻觉得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说出这样一句最没有味道的普通寒暄，很是别扭。

　　何楚瑛没有回答，只用手抚摸着儿子瘦削的脸。过了一会儿，很难过地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的‘罪名’就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不杀尽共产党，死不暝目。”何功伟说。

　　何楚瑛听到自己的儿子这样说，心里越发不安，要杀尽共产党，岂不是儿子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吗？但是他想起那个特务头子昨天对他说的话，好像他们并不要过分为难何功伟似的。他当然更相信自己的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他又很不愿意相信特务头子说的话是假的。于是他试着问儿子：“他们对我说，你是个人才，不想过分为难你。这里，再也没有折中的余地了吗？”

　　何功伟一听，就知道特务一定是在自己的老父亲面前下了一些功夫，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因而在他老父亲的头脑中唤起某些幻想。这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这种幻想。他说：“爷，您是个大好人，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了。这正是他们不远千里把您接来的原因，想要您来替他们当说客，做他们的舌头。他们的花招总是这样，威胁不成，就用利诱，看来宽大得很，只要你有万分之一的动摇，对他们存一分幻想，他们就可以牵住你的鼻子，叫你一步步跟他们走上罪恶的道路，残害革命。一个正直的人贵在气节，共产党人尤其重视革命气节。您愿意我失去气节，做千古罪人，为万世唾骂吗？”

　　何楚瑛想，气节当然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他们答应让儿子到延安去，到敌后去，对气节又有什么损害呢？他问儿子：“他们对我说，只要你答应不在这里干共产党，就可以让你到延安去，到敌后去。只要摆脱掉他们，成为自由的人，或去延安，或到敌后，一样革命，对于你的名节有什么妨碍呢？”

　　何功伟说：“唉！我的好爷，您总是用好心眼看恶人，您总是对他们抱着幻想。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管豺狼装得怎么善良，它总是想吃掉你。您想想看，他们若能轻易放我走，又何必把我抓起来呢？分明是想把我拖下水去，失了气节，再放我出去。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你拴住，你就只好做一只卑贱的猴子，由他们用棍子指挥，在他们的面前翻筋斗儿。您愿意看您的儿子落到这种卑贱的命运里去吗？”

　　何楚瑛把头摇了几下，表示不愿意。但是这将给自己的儿子带来怎样的结局呢？他想，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一参加革命，碰到的总是吃苦、受罪、流落、苦刑，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却在牢里呆了这么久。现在正是雄姿英发，年轻有为的时候，却被死亡像影子一样追逐着。为什么这么多灾难和不幸总是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来呢？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唉，你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苦啊！”

　　“爷，这不是命运，这是革命。”何功伟决心要冷静地对老父亲讲讲道理，把他的老父亲争取过来。不然，老父亲老是纠缠在父子情中不能自拔，便会不自觉地被敌人利用起来向他进攻。他说：“革命总是难免要遇到艰难困苦，难免要颠沛流离，有时要坐牢，甚至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但是革命并不是为了吃苦受罪，却是为了去找寻人民的幸福和快乐。革命有时候是要失败，但是我们却是为了胜利才革命的。也许有一些人来不及看到胜利就倒下去了，但是有更多的人会看到。就是倒下去的人，在他倒下去以前，也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也已经看到在他的面前展现出红旗如云的瑰丽景象了。”

　　何楚瑛不愿意相信儿子说的这些话，但是又不能不相信儿子讲的是道理。他分明已经看到摆在儿子面前的将是什么结局了。他不说一句话，默默地望着儿子苍白而冷静的脸和一头坚硬而蓬乱的头发。他情不自禁地试着用手去理顺儿子头上挺立的头发，像儿子小时候那样。

　　何功伟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问他的老父亲：“爷，您没有收到我写给您的信吗？”

　　何楚瑛疑惑地说:“没有。什么信？”

　　“我劝您不要来的信。”何功伟马上坐起身来，用手指甲在板床的木板缝里挑出来一张草纸，交给他的父亲，说：“这就是那封信的底稿。”

　　何楚瑛把纸片展开，看到信末写着“儿功伟绝笔”几个字，心里立刻凉了，他一句一句默读起来，才读了几句，脸色变了，手发抖了，他再也读不下去了。只是喃喃地说：“儿呀，儿呀！”

　　“爷，您真不该到这里来。现在看到儿子了，就回去吧。”何功伟正色地说。

　　何楚瑛流着眼泪，沉默着。

　　“爷，不要难过了。您要为儿子高兴，儿总算没有辱没您的教诲，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气节。”何功伟继续说。“爷，我记得小的时候，您给我讲过多少古代的英雄豪杰，家国不能兼顾，忠孝不得并存的故事。我现在也正是这样。不，我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若是死了，比那些人死得还有价值。我既然举起过右手向党宣过誓，我就要为党尽忠一生啊！决不回头，您说是吗？

　　何楚瑛点一下头，承认儿子说的是对的。

　　何功伟又安慰了一阵，何楚瑛这才止住眼泪。他心里很悲痛，他看清楚了，摆在儿子面前的道路是：或者威武不屈，为后世人景仰；或者委身事敌，为天下人笑骂。再也没有两全之策了，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他喃喃地像是对自己在说，又像是对儿子在说:“唉，气节是要保持的，气节……”

　　何楚瑛从棉衣内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长命锁，送到何功伟眼前，说：“你还记得这把长命锁吗？”

　　何功伟接过长命锁认真端祥着，正面写着“聪明伶俐”，反面写着“芳龄永继”。他记得，这是他一岁时娘给他戴在颈上的。娘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眼前。何功伟的娘叫阮宝枝。年冬，病危的阮宝枝躺在老式雕花床上，头系手巾，脸色苍白，不停地咳嗽。七岁的何功伟戴着长命锁趴在床边。阮宝枝抚摸着他的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崽啊……娘……不行了。何功伟说：娘，你不会死的。阮宝枝说：傻孩子，娘得的是肺结核，治不好了。”何功伟边哭边说：“娘，我不让你死。”阮宝枝说：“崽啊，我死了……你……你……一定要听……你……爷的话。”何功伟悲凄地点了点头。阮宝枝捏着何功伟颈上的长命锁对他说：“这个长命锁……你一岁时……是我到潜山寺……给你认了长山和尚……做寄父……才得到的……你戴着它……会默佑你……逢凶化吉……长命百岁……”何功伟迷茫地点了点头。

　　何楚瑛说：“你娘生下你，把你视为掌上明珠，她期望你长大成才，为何家撑起门面。”

　　何功伟悲而生怨地说：“爷，您不要说了。”沉默了一会又说：“您真不该到这里来的，现在您看到崽了，您就回去吧！”

　　何楚瑛也被儿子这种凛然正气所感动，他虽然难过，却以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安慰。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对儿子说：“你的爷年老了。但是，你看我还能替你做点什么事吗？”

　　这一句话使何功伟大为高兴，他终于把爷争取过来了。他本来有这样的想法，的确可以叫父亲为他做点事。他应该把狱中斗争的情况和党员的表现写一个报告，请父亲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可惜上次他的父亲来了，还没有准备这件事，不过现在还来得及。于是他对老父亲低声说：“我有秘密信要带出去。您可以对他们说，还想来看我一次，再劝劝我，争取再进来一次。您明白吗？”

　　何楚瑛认真地点了点头。

　　何楚瑛已经看到摆在儿子面前的将是什么结局了。他默默用手去理顺儿子坚硬而蓬乱的头发，流下了悲伤的眼泪。忽然他想起什么，伸手从棉袄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儿子说：“许云生了，是个崽，有4个月了。这是他的满月照。许云让你给他取名字的，你取了没有？”

　　何功伟端详地看着儿子，说：“好，好，我有接班人了。爷，名字我早就取好了，叫何继伟，继承我没有完成的事业。”

　　何功伟说到这，去年夏天与许云离别的一幕便浮现在眼前：年8月，恩施局势越来越严峻了，组织上安排许云随钱瑛去重庆工作。23日黄昏，何功伟为钱瑛和许云送行。三个人来到清江渡口。在江堤上行走。钱瑛对何功伟说：“功伟，许云怀孕六月了，你放心，我会照护好她的。”何功伟感激地说：“她在大姐身边，我放一百二十四个心。”钱瑛叮嘱道：“你自己千万要小心，不可麻痹大意。”何功伟说：“我知道，感谢大姐关心。”

　　钱瑛说：“我先上船了，你们再说说话吧。”说完转身走向渡船。

　　待钱瑛走远，何功伟走过去默默搂住许云。许云担心地说：“恩施到处是特务，你可要保重。”何功伟说：“你放心。你和孩子也要保重。”许云说：“孩子快要生了，你给想两个名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何功伟：“好的。”然后深情地去抚摸许云的大肚子……

　　何楚瑛最后一次探监，何功伟已转到方家坝半山坡的一户农家单独关押，外面由士兵和特务专门看着。何楚瑛提出要和儿子在牢房里同床而眠。特务们正求之不得，马上批准，盼望“奇迹”在最后一次会见时出现。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父子相拥而坐，彻夜长谈。父亲痛感就要失去爱子，但他不忍心就此与爱儿永别，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何功伟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省主席陈诚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跟我回去。吾儿，你就点一下头吧！”老人说完，竟跪到了儿子面前。何功伟见状，心如刀绞，他何尝不想跟老父亲回去，与弟妹妻儿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他深知忠孝怎能两全？家国岂可并顾？为了大多数人的永久幸福，何功伟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一把扶起老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爷啊！您不要上他们的当了！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

　　次日凌晨，淡淡的烟雾笼罩着方家坝管理所。牢房外面堂屋里守着特务和士兵。何功伟一面跪着同父亲高声争吵，一面把写好的信塞进父亲所穿长袍的衣襟扁角里。做完这些，父子俩才最后拥抱惜别。老人不停地抚摸着儿子的长发、脸颊，泪水不断地滴在儿子的胸襟上，但还要装着发怒的声音大声喊着：“你这不听话的儿子，我不管你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然后，一撒手转身走了。

　　何楚瑛就这样永别了他心爱的长子。

　　9月，何功伟从方家坝集中营转移到谭家坝管理所。

　　谭家坝管理所在恩施城南，位于通往咸丰公路的左侧，距恩施城约l2里。这个管理所站在公路上是看不见的，走下陡峭的山坡，下到半山腰，才看见一丛丛的柑橘林，穿过几丛柑橘林，可以望见一排阴森的房子，这些房子本来是农家的，现在被六战区党政工作队占据，改称为谭家坝管理所。

　　谭家坝管理所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随同何功伟转移到这里来的，还有二三十个“犯人”，其中有4名女“犯人”。

　　这座监狱的建筑好像一个四合院，正中靠山一间大屋，是看管人员、士兵住的，还有老乡帮着烧饭。正中大屋的右厢是伸出的一间小楼房，楼下是堆放杂物的柴房，楼上曾关押过犯人，转移来的4位女同志后来就被关押在这不过几米见方的小柴楼上。正中是一个场坝，犯人放风、吃饭的地方。面对正屋的下方，一排五间小房。从右数起，第一间分两半，一半是管理所所长住的，一半是女犯人住的，第二、三、四间就是关押男犯人的“号子”。这一排“号子”齐着路沿平伸出去三四米，下面是个陡坡，陡坡上垒起一堵两丈多高的石墙，作为这排“号子”的后壁支柱。这样一来，在这4间“号子”的楼板下面，形成了一个个黑窟窿的空间。现在，这些黑窟窿都变成了关押要犯的黑牢。

　　何功伟被押到谭家坝后，就一直被囚禁在第四号牢房下面的黑牢里。

　　这座秘密监狱的下面是清江，对岸是重叠的山峰。其中有座山峰正对着监狱，仿佛要展翅飞过来的天鹅的样子，因此人们称之为飞鹅峰。清江流经这里，被飞鹅峰伸出的山岩截住，娴静的清江发怒了，奋力从山岩上翻越而过，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这吼声，成天陪伴着与世隔绝的二、三十个“犯人”，激发他们对明天的向往，是鼓舞，也是安慰。

　　几天后，何功伟便打通了与同志们联系的渠道。

　　囚禁何功伟的黑牢上面的四号牢房，关的是几个爱国青年学生。他们在铺草下面发现了板缝，用手指抠去填塞的泥灰，露出了两寸长一分宽的缝口。他们对着缝口可以模模糊糊看见何功伟的身影。他们试图喊话，又怕看守听见，就写纸条从缝口塞下去，但是他们只见何功伟摇了摇头，不回话。

　　二号牢房地下黑牢里关着一个刑事犯，是鄂西人，大家都喊他“老乡”。看守人员不耐烦天天下地牢去给何功伟送饭，就把这份差使交给了“老乡”。“老乡”送了几天饭之后，带上来何功伟写的第一张字条。小条子是撕下书页的空白边子，不过一个拇指大小。字条的内容是希望大家锻炼身体，抓紧学习，要积极斗争，不要消极抵抗。“老乡”把字条交给了平时与他最接近的一位难友，不到半天的工夫，何功伟的字条就传遍了整个监狱。

　　上下联系的渠道，从此畅通无阻。

　　女牢关的4个女同志中，有两个是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一个是23岁的由重庆来的第六战区军民合作站的周予先，一个是15岁的原屯堡女中的学生徐良咏。敌人对周予先进行过严酷的审讯，她在恩施城内关押时，曾被敌人半夜拖到郊外假枪毙。周予先得知何功伟的关押处后，请“老乡”给何功伟送下去一床棉毯。过了两夜，何功伟把棉毯退还上来。她又托“老乡”送去一件蓝色羊毛背心，并且通过四号房的缝口丢下了纸条，向何功伟作了自我介绍。何功伟在回条中写道：“我在文庙看见过你，你是能够坚持斗争的好同志。”周予先用布做了个小针线包，上面缀了一颗红色的“心”，代表全体难友的心意带下去了。何功伟回条写了4个字：“安慰很大。”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何功伟从地牢里传出了他为纪念十月革命所作的诗，可惜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

　　打那以后，何功伟被戴上了脚镣手铐，连续几天被特务押解出去，很晚才归来。

　　陈诚面对坚贞不屈的何功伟感到绝望了，他的逼降、诱降、亲情感化等手段，在何功伟面前都显得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最后便对他实施残酷的折磨。谭家坝秘密监狱坐落在陡峭的鱼泉坡左下角。陡峭的鱼泉坡上有一条用石头铺成的四百余级台阶通向山顶。11月10日开始，特务天天提审何功伟，然后让他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台阶下爬到山顶。敌特务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心转意了，就不爬了。何功伟怒目而视，宁可爬台阶也丝毫不屈服，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直到躺在台阶上不能动弹为止。

　　11月15日晚上，女牢的同志关切地写条子问何功伟：“这几天情况怎样？”第二天黄昏放风时，女囚们收到“老乡”带来何功伟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他们每天找我谈话，情况很不好。敌人决计要执行我的死刑了。我无所畏惧，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假使我就义，你们争取出狱后找到组织，告诉组织，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还特地叮嘱：“告诉她（指他的妻子许云），让她骄傲，不要因我而悲伤！”他希望同志们出狱后，找到他的墓地，在上面种一棵小红花：“待到全国解放之日，红花会向同志们点头致意的！”信的最后，他用匆促而刚劲的笔迹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等口号。

　　一双双颤抖的手，传递着这张沉甸甸纸条，一个个坚强的战士，无声地淌着热泪……

　　年11月17日黎明，晨曦还在飞鹅峰背后徘徊，监狱还在晨雾中沉睡。

　　何功伟在两名武装特务的“保护”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地牢。灰白色的天井空院里，只有女牢的周予先在扫着院地。她蓦然抬头，看见了何功伟。只见他两眼惺忪，连日的审讯使他睡眠不足。何功伟身着青布棉制服，足蹬新布鞋，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扫视着每一间号房。他挺着腰上坡了，走到最后一级台阶，回过头来朝周予先看了一眼，并向她点了点头。周予先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可她并不知道刽子手们即将要向何功伟下毒手。

　　何功伟镇定地迈着步伐消失在一片枯树林中。在转向上坡的路口他又停了下来，转身望了望清江，清江的怒涛隐没在茫茫迷雾之中。他回头看了一眼他最后被关押的监牢，然后转身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军统湖北站执行陈诚口授“秘密处决”的旨意，在方家坝集中营后面高山顶上的五道涧设置了刑场。

　　何功伟缓步走向五道涧。

　　秘密刑场五道涧在一个山谷里，东面是急流滚滚的清江，南北面是悬崖峭壁的高山，只有西面有一条三百余米的羊肠小路通往山顶，山腰就是敌人杀害共产党人的刑场。敌人把何功伟押到山脚下威胁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每上一步，我问你一句回不回头，你若回头，就可免你一死。若走到山腰，你还不回头，就枪毙你。”

　　何功伟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引诱不屑一顾，笑着回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边说边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走上山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真理的高峰攀登！

　　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意志薄弱者有的一踏上山路，双腿就发抖，有的走了十几米就坚持不住了，回头当了可耻的叛徒。当何功伟迈着坚定的步伐，义无反顾一步又一步向上攀登时，敌人威胁说：“死到临头，你还不回头？”

　　“回头？只有软骨头才回头，我不是软骨头，决不回头！”何功伟铿锵有力地回答。

　　来到半山腰时，何功伟缓缓地停下脚步，环顾四周。他深情地向远处眺望，一轮才从东山冉冉升起的朝阳从云层中露出笑脸，照耀着四周群山，照耀在江边的田野上，是那样明亮，那样清新。清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向远方，绕过山脚，白浪滔滔，奔腾咆哮。

　　敌人见何功伟停下脚步，欣喜若狂，一个个蜂拥而上。一个特务头上前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省政府秘书长的位置还等着你……”

　　何功伟笑着回答：“我是想再多看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你们不要枉费口舌了！”

　　何功伟又向上登去。突然他又停下来了。敌人以为他们祈求的东西可以得到了，一个个手舞足蹈又围上来了。

　　“哈哈！这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只要他回头，湖北共产党地下组织将一网打尽，我们都可以升官提级了！哈哈哈哈……”

　　“刽子手们，你们笑得太早了吧！你们听，山下清江也发出了‘抗战！抗战！解放！解放！’的怒吼，人们迟早要审判你们这些千古罪人！”

　　东方雾霭渐渐散去，冉冉升起的红日，把金色的朝辉洒满了英雄的全身。何功伟面对朝阳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歌声激昂、嘹亮、雄浑、悲壮。

　　敌人颤抖了，绝望了，他们吆喝何功伟跪下。何功伟痛斥道：“共产党人是不会下跪的！”不一会儿，何功伟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敌人再也无法从何功伟身上得到什么了，罪恶的枪声响了，一枪、两枪、三枪……这枪声啊，响彻一个山谷，又一个山谷。

　　还差4天才满26岁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何功伟，倒在血泊之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壮丽颂歌。　

刘明恒,湖北咸宁人。中国作协会员、原咸宁市作协副主席。已出版著作23部。小说多篇被《小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扬子晚报》等报刊转载或连载。曾获《星星诗刊》、《诗神》诗歌奖，《长江文艺》小说奖，长篇小说《土地》获第六届湖北文学奖提名奖。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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